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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流落在影像里-《上海采风》杂志(2006.8)对《乡愁》和我最崇敬的大师陆元敏的报道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过去的上海形象。它只是一系列已然逝去的上海影像的综合体,一如今日上海的形象。影像,当然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观,它同时指涉事物的深度,这个深度由不同的侧面所构成,它用浮光掠影来形容十分恰切。影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倾向,一种对旧时代的召唤的响应。”——孙甘露  影像上海                        ——还给上海一段真实记忆的人                                                                                                        文/《上海采风》记者 胡凌  上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不仅让外乡人迷惑,同样也让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或生活了几十年的新上海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岁月如沙,在指逢间流走,悄无声息,上海被卷入了时间的飞轮,日新月异,熟悉的东西瞬间被置换了面孔或销声匿迹,记忆没有了寄存之地,于是,人们恐慌了。许多人开始回忆上海,寻找上海,记录上海,他们焦急地企图在时间的流水中捞起一些上海的旧影。“新天地”、“百乐门”一个个成为上海的新景点,十里洋场、轻曼的歌舞、妩媚的歌妓、浮华的风花雪月,充斥着上海的旧梦。影片、海报、文字似乎都宣扬着一种企图:尽力地抹去十九世纪上海在英文中的那层污秽意思,用海派的优雅粉饰出上海流光异彩的影像。  那么这就是上海吗?繁华雍容,霓虹闪烁,让人羡慕、让人自豪、让人顶礼膜拜。无可厚非,这些是上海影像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全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过是少数富贵人家奢华的过去,已停滞在时空里,而千百万普通小市民生活的平凡与琐碎却是代代延承,一如既往。王安忆说过:“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荒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就这样,它就几乎带有隐私的意味。”也许,上海的真实影像更应该存在于“荒芜的个人生活”中,沉淀在无数人的回忆之中。遗憾的是,琐碎与细枝末节太容易让人忽略,让人熟视无睹。幸好有人记录下了,弥补了上海一段真实的记忆。   陆元敏:  黑白相片中的缅怀(小标题) 在上海的某个街头拐角,如果看到一位衣着朴素年过半百的人,拿着一个简易的照相机,似乎在不经意地抓拍路上的行人,你的脑中应该不会立刻蹦出“摄影家”这个词组,更不会附带上“上海”“著名”这两个修饰词。 摄影家,不就是那些脖子上挂着感觉很昂贵的照相机,背着大包,或者拖着一个装有很多设备的大箱子,感觉很有艺术家味道的人吗? 陆元敏不是,三十年来他一直用着简易的相机,在上海的街头小巷拍摄着人物风情。他坚持用仿佛过时的黑白胶卷,秉持着那些记忆的元素。上海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获过国内外大奖。 从1993年以来,许多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摄影展,2001、2002、2003分别出版了《苏州河》、《中国摄影家》、《上海人》。成为拍摄上海的标志性人物,陆元敏三十年里该付出多少的艰辛。    于是在采访过程中,我特地问了他几个数据,诸如:“一共拍了多少胶卷?”“三十年来用坏过多少台照相机?”以此来显示他对于摄影的热爱与执着,他却回答“我‘档案’工作做得很差。”“我至今没有拍坏过相机。”“我很少会特地出去寻找素材。”“我不会为拍照而‘挺难走险’。” 陆元敏说,1976年他就开始拍照,但那时很懵懂,老是参照着别人获奖的作品,试图在技巧上有所进步,就这么摸索着。直到1990年,才真正明白要拍什么,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身边熟悉的人。接下去的二三年,他着重拍了苏州河和上海人。 “我不会很刻意地去拍照。我大部分的摄影作品都是在下班的路途中拍的。以前骑自行车上下班,苏州河是必经之路,现在搬了家,每天要坐公交车,就在车上摆弄一下相机。”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七浦路服饰市场旁边的一条小弄堂里,一座废弃的老洋房前堆积着大量缺胳膊少腿的塑料模特。历史与现代的遗弃承载进同一张黑白的照片,别有一番意味。我问他,你是特意去拍的吗?陆元敏回答:“我去七浦路给家里的小狗买童装,路过时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拍下来了。”多么生活化的问答。在与陆元敏的交谈中,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上海人,有着很平和的心态,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并对于这种安稳与宁静的生活有着由衷的热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上海在他眼中是原生态的。他的照片里没有宏伟的建筑,壮观的场景,只有细微之处生活的乐趣,家庭的温馨,但都真实地流露出属于上海这座特殊城市的气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具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房子里的情景。屋子不大,有很多的杂物,当时主人抱怨说,有什么好拍的,屋里那么乱,然而陆元敏就是看中了这些凌乱中透出的上海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以及多元素的生活趣味。我想,很多年后,那些已经生活在宽敞整洁的楼房里的人们,应该会被这张照片所打动,进而引发对逝去岁月的缅怀。 陆元敏是一个怀旧的人,很多过去的经历、看过的画面停留在脑中,在他选取拍摄素材和视角的时候,这些记忆会潜移默化地通过手中的照相机进入他的黑白照片,以别样的方式呈现。“我会有意地模糊时间概念。”“其实,很多环境都没变。我给一个人拍照,十年后在同样的场景给另一个人拍照,黑白胶卷拍出来的效果仿佛他们生长于同一年代。”对于这种让时光停滞的感觉,他似乎很得意。上海在以飞快的步伐前进,速度之中很多事物都换了新颜,但是,在巨大的变动里很多上海人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着,陆元敏也是其中一员。在这样处世不惊的心态下,陆元敏很沉稳地抓住了上海一个个旮旯角落里的琐碎细节,在日益无序的现实所表现出的戏剧性与虚幻感中记录下时间的延承和生活的真谛。 2006年6月5日到7月11日,《陆元敏的LOMO世界》在香港新世界大厦底楼展出。使用迷你傻瓜LOMO相机源于朋友的赠送,而喜欢上LOMO,是因为它的随意、即兴,因为相片四周的暗角,犹如自己在隐蔽的角落不露声色地记录都市的隐秘。一次,一位记者采访陆元敏,为了了解他在拍摄中与别人交流的过程,特地让他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录音器,结果播放出来是一片空白,不是机器坏了,而是陆元敏在拍照时,没有跟人说过一句话。在陆元敏的摄影世界里,他善于一个人穿梭于过往与现实中,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视觉文献,引领习惯朝前看的人们静心回溯生活与心路历程。        舒浩仑:摄影机下的乡愁(小标题)      认识舒浩仑是因为6月25日参加了“影像现场之纪录片《乡愁》上海首映暨舒浩仑导演见面会”。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原来影片是可以这样拍的,而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不知道上海普通人家原来是这样生活的。 影片在一段缓慢的述说中开了场:“一天,奶奶打电话告诉我,她在报纸上看到,大中里已经被区政府卖给了香港老板,不久就要拆迁了。在我所住的城市上海,拆迁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那一刻,我已不能司空见惯了,因为我们的老房子就在大中里,而大中里也将遭到这司空见惯的拆迁,之后就会变成那些鲜亮繁华的高楼大厦,而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拿起摄影机来,对着还没变成瓦砾的大中里,写下心中的乡愁。” 舒浩仑,1994年毕业于华东工业大学,获工学士学位。后因热爱电影,赴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学习电影编导,获MFA(Master of Fine Arts)学位。2002年他刚完成后来荣获国际大奖的纪录电影《挣扎》,暑假从美国回上海,听说居住了几十年的大中里要拆迁,就打算趁房子变成废墟之前把它拍下来。当时舒浩仑看到《上海文学》有一个专栏“我的城市地图”,请各个作家回忆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上海某处地方,他觉得挺有意思,就决定把《乡愁》拍成自己关于上海的私人影像记忆,内容限于一个即将拆迁的静安区石库门里弄大中里的当下和往昔,而人物都是与自己生活记忆息息相关的亲人和邻居。 《乡愁》如余光中有名的《乡愁》那样富有诗意,但又不全是唯美的情调。舒浩仑既是导演又是片中的主角,他带着一台摄影机在与奶奶、与邻居的对话中,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每天跑一万里路,别人一个月挣一万元钱,挣一万元的人未必有我那么开心。”卫家老伯津津乐道于他的快乐经,“安逸自有安逸福”。“阿跷”是大中里的标志人物,他的称呼来源于他右腿残疾,走路一跷一跷的,每天清晨他会打扫街道,然后就坐在垃圾箱的对面“执勤”,遇到陌生人,他会仔细盘问。过往的居民也会停下来与“阿跷”闲谈。舒浩仑的奶奶曾经学过会计,可惜没有用武之地,只好发挥在她的业余爱好上了。每次麻将结束,她会把每个人输赢钱的数目非常详细地记下来,加加减减,一丝不苟。 见面会上,有人疑惑:为什么片中人物的表现会这样自然?舒浩仑回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不是演员。而我是完全融入到里面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其实既是一种互相的帮助,也是一种互相监视。”镜头面前的人们非常自然,自然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摄影机的些许惊讶,以及偶尔的抱怨:“人老珠黄不值钱,吓死人。”“不要拍了,拍来拍去都是难看的老太婆。”耄耋老人啊,他们怎知自己脸上的皱纹,是对逝去岁月最好的纪念,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如同一个老式钟摆的生活方式也是上海文化的深刻印记。   大中里,很窄很杂,然而,那一个个即使是非常不起眼的景点也都深藏着一段段美妙的记忆。丁字路口二楼的窗台让舒浩仑想起儿时傻傻地看楼下人来人往的情景。弄堂尽头的小店让他想起小时候常吃的三角包,一包两毛。一栋旧宅让他想起青梅竹马的同学和青涩的味道。红瓦屋顶让他想起在上面奔跑时体会到的独行客的感觉。附近的电影院让他想起整晚不睡觉看电影的经历。弄堂里的早餐摊让他想起80年代的大饼摊以及上海专为油条特制的、被外乡人嘲笑过于算计的半两粮票。 记录片《乡愁》如一首散文诗,看似平淡,却时刻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片中的音乐、场景让观众自然而然地与自己的经验连接起来,不由自主地去追寻那个纯真年代。一位东北的记者看了《乡愁》后说,小时候他常抱着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想不到那个时候南方人和北方人一样喜欢单田芳。有人看完片子出来,走到街上,感慨不已,立即拿起手中的照相机在老街上游走,开始他的追忆历程。 《乡愁》似乎很个人化,其中倾泻的情绪很私人化,然而这个小题材却恰恰反映了上海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境遇。大中里的状态是绵延的,时间是静止的,上海飞速的脚步很奇怪地在这里停滞了,就如同一个人在疲于奔波的路途中偶尔打了个盹,让所有过往的影子可以从容地在无数个方向伸展,在各个熟悉的角落触摸与回忆。   王安忆在她的《寻找上海》中 …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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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乡愁

石库门乡愁       南方周末  2006-07-20 14:55:26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720/wh/dsys/200607200025.asp     “新天地绝对不是好样板,把文化和人都弄空,这个是盆景。”《乡愁》导演舒浩仑说。如果没有那些琐碎温暖的生活的充填,再好的盆景,带来的也只是乡愁      □本报记者 甄晓菲    静安区的大中里是上海最核心、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里弄之一。  1600多户人家,7000多口人,住在石门一路、青海路、南京西路和威海路围成的方块里。其中有的老人住了将近70年。  2002年,这块地方被香港兴业国际以13.1亿元的价格拿下,当年的新闻标题这样写———“香港地产巨头激战上海市场,兴业再造新天地”。  同一年,舒浩仑在美国南伊利诺斯州大学拿到艺术硕士学位,回来拍自己的第二部纪录长片,名为《乡愁》。乡就是大中里,他家就在大中里40号,他90多岁的奶奶现在还住在那里。  今年这部纪录片制作完了,6月25日在虹口区图书馆小规模放映了一次,有人鼓励舒浩仑接着拍,一直拍到推土机和吊车出现,还有“大锤砸下的那一刻”。    石库门外:推土机和吊车  1920年代,南京西路上的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开的。凭着老乡关系,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来到上海做工。用了一大笔钱,他从老乡手里买下了大中里40号的居住权,三代人一住就是70多年。  当年住石库门的人,大多算是城市里面的“中产”。像舒浩仑的爷爷那样在洋行里面做事、且又是外来移民的最为普遍。有钱的资本家住花园别墅,工厂里面的工人住闸北的棚户区。这个是1930年代以来上海的基本居住格局。  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篇就讲石库门,讲上海的弄堂。  “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  “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  作为传统的江南民居,石库门有点像现在的“townhouse”(联排别墅)。每户人家都保留着楼下客堂楼上内室,还有两厢,就算建在闹市区,关了大门也能自成一统。门上有铜环,周围一圈石头的门框。一家一家的联在一起,一排排的石库门住宅之间,是一条一条悠长的弄堂。  据说鼎盛时期,上海的石库门占住宅总面积的六成以上,与北京的四合院一样,石库门既是上海的地标、象征,也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建设中,成片成片地被铲平,然后被遗忘。  面对这样的改变,惟一能作的事情,就是趁推土机和吊车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记录它。  “我们不要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突然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故乡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后悔了。”这是舒浩仑拍《乡愁》的起点。    石库门里:七十二家房客  石库门一开始严格保证一家一户的格局,作为上海“小中产”标签的石库门,从1949年开始变了,到“文革”期间达到高潮。  舒家的老邻居魏家在“文革”的时候搬进石库门。舒浩仑的爷爷从一个朋友开的纺织厂里拿到一些抵债用的股票,但是单凭这些股票不够称他为“资本家”,充其量就是一个“资方代理人”。“文革”的时候被抄家,后面的一间房子被没收归公,再由房管局无偿分给工人阶级。于是在手电筒厂上班的老魏一家搬进来了,就是片子当中的“亮亮爸爸”。  这是石库门居民构成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整个住进来的阶层都变了。  “原先就是稍许有一些白领的。那个时候就是有了一些蓝领啊工人这样一些层面的人进来了。”  朱学勤教授也举过类似的例子。“比如永安公司的一户人家,在1949年以前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1949年以后,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的时候,一个石库门房子住进30多家,而且大家共用一个人家过去用的厨房。”  石库门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石库门的弄堂里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旧生活习惯。  铁皮门的理发铺子,供应小馄饨和细油条的早点摊,还有每天下午4点多钟踩着三轮车卖青菜的老伯……  这些离“国际大都市”很远、越来越被我们所遗忘的东西,被导演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路透社的一个记者曾经跟舒浩仑去大中里的奶奶家串门。  中途隔壁邻居魏家的女主人直接就进来了。记者问:“你们这边是不是不用敲门就进来?”  “我说这个很正常,一般都是不用敲门就进来的,除非你自己把门关上,或者你自己在家里数钱的时候,才关起门来。就是这么回事。”  至少从人际关系来说,舒浩仑“真的觉得这个是人类比较理想的一个居住状况”。  还有一个例子。“夏天石库门的房子比较热。1980年代又没空调,住在后面的那一家,如果我们家把门关上的话,就没有通风,就很热,所以我们家夏天一直都是把门打开的,就是为了有那个穿堂风。我从小在家里,没有听说我家里讨论过是不是要开门,这个不存在‘为什么’而是‘就是这样’。”  舒奶奶始终都不愿意跟小辈们一起住,一个人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改变。自从1988年老伴去世以后,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规律。早上很早起床,上午打扫房间,下午打麻将,晚上看电视。一日三餐自己作一点,邻居送一点,吃不完就放在电锅里温着,或者下一顿泡开水。  “邻居端饭给她吃,不是说可怜她而是说老人家就不用做饭了,我们一起吃就可以了。”舒浩仑这样解释,“如果住新房子,就关在门里面了。就等于把她原先的三家的人际网络一下子就给打散了。”  邻居的虞家阿婆,烧得一手好菜,左邻右舍常会过来端一碗回家吃。舒浩仑用摄影机对着她,她跟没看见一样,还招呼着他过来尝尝笋干肉。但是说到将来,阿婆想了很久,才犹豫地挤出几个字来,“走一步看一步了。”  虞家阿婆是个孤老。她老伴死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一个干儿子和一个侄女。将来搬到哪里都不合适,不光是没有邻居来尝她的手艺,就连在哪里住恐怕都是个问题。  “老房子的拆迁,对于年轻人没什么影响,损害最大的就是老人”,毕竟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全部琐碎的温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都在里面了。  亮亮爸爸,也就是老魏,倒是老人们中最乐观的一个。他对着镜头扒白饭,还不忘停下来跟摄影师开玩笑,他管舒浩仑叫“猪猪”,这是舒奶奶叫他的小名。  “你看,我每天跑步1万米,我比那些每个月挣1万块钱的人还安逸哪,他能赚1万块,也不见得能跑到1万米。其实我比JIANG 泽民安逸多咯,他要操心的事情比我多,我没那么多。”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将来会变成这样:“北部地块将发展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的商用物业、办公室、酒店及服务式住宅,而南部则将建起建筑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的住宅及零售商铺。”    感情就是“不干嘛”  在导演的眼里,石库门里,人和人之间总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关系,这是石库门独有的。  为了《乡愁》的海报照片,舒浩仑选了很久,终于决定用这张照片(见上图)。原因就在于,这张照片充分地体现了“里弄就是客厅”的理念。  “别人家里的客厅也是弄堂,你走进别人的家里是那么的自然。”  不光大中里,上海所有的弄堂都差不多,可以看到当街吃饭的,洗澡擦身的,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干,搬把椅子坐在路边,看时间的流过。  大中里有个地标性的人物叫“阿跷”,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每天早上坐在对着垃圾箱的胡同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是大中里的清洁工,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打扫一遍,然后就坐在那里,一直到太阳下山,回家吃饭。他也是一个孤老,和自己的侄女住在一起,靠政府的补贴生活。  阿跷熟悉大中里所有的人,稍有可疑,就马上过去盘问,稍有怀疑,马上报告给执勤的片儿警。要不是拍纪录片,舒浩仑永远都不知道“阿跷”其实有名字,叫袁德海,因为从记事的时候开始,他就被叫“阿跷”了。  “小也有小的好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小,家里是不上锁的,在别的地方看不见,除非是淳朴的农村里”。不设防的邻居们把弄堂看成是自己家客厅的一部分,同时把自己的家作为邻居客厅的一部分。  所以,亮亮爸爸在手电筒厂里工作,邻居用的手电筒都是亮亮爸爸从工厂里拿来的;而舒浩仑的妈妈,作护士的,给里弄几乎所有的人都吊过盐水打过针。  “这个不设防是我很留恋的一个东西。我现在住的房子,我不能没事跑到别人家里去坐着,那算干嘛呀,人家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实,你就是因为不干嘛,人和人之间才能接近,才能产生友谊,才会亲近。  要是大家都干嘛,那就是为了事儿而去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在‘不干嘛’中产生的。”  而王安忆则这样总结上海弄堂的生活气息: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    又一个“新天地”?  在拖了三四年之后,估价拆迁的通知终于贴到了大中里的各个胡同口。开发商目的很明确:誓将大中里打造成“南京西路新地标”,换句话说,另外一个“新天地”。  大中里的住户们的反应,并非想象中的黑白分明———彻头彻尾的赞成或者反对。毕竟,这里的居住环境跟高层公寓住宅楼没有办法相比,毕竟有更多的居民渴望摆脱合用水龙头、闷热的亭子间、公用的厕所,以及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刷马桶。  条件差,于是想搬出去,但是真的要拆了,确实舍不得。  “大中里是我的乡里,3号对于我来说是我小规模的一个家园,家园里面有朋友,有7户人家。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我的一个祖屋,因为我们住了将近70多年的时间。”  住到70年以上的多是1920年代的宁波移民,他们的感受跟舒浩仑是一样的。  怎么改造,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舒浩仑认为“新天地绝对不是好样板,把文化和人都弄空,这个是盆景”,或者说,只是个壳,如果没有这些琐碎温暖的生活的充填,再好的盆景,带来的也只是乡愁。请看新天地引进的: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意大利的冰激凌连锁店、法国的歌舞餐厅、日本的面包房。  于是在片子的最后,舒导剪了一段张艺谋给上海世博会拍的宣传片加在片子最结尾的地方,直言不讳地将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称为“怪物”。整个片子的节奏从江南丝竹一下子窜到了摇滚时代。  一位看过《乡愁》的观众在博客上这样写[此系记者的笔误,实为摘自影片的导演阐述]:  “当我看着影片里石库门温暖的红屋顶,镜头里朴素自然的奶奶和邻居,及那些黑白再现的片断,听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飘着邻居家菜香的楼道,那个同学就是邻居的弄堂,那个听见铃声才跑去上课的中学,回到了那个还没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回到那个普通人家的小上海。”   上海石库门里,“里弄就是客厅”  舒浩仑提供 纪录片《乡愁》的网站:http://haolunshu.spaces.msn.com/ 纪录片《乡愁》的导演的e-mail/MSN: haolun@hotmail.com Documentary NOSTALGIA’s website: http://haolunshu.spaces.msn.com/ Film Director Haolun Shu’s MSN/E-mail: haolun@hotmail.com 鉴于不断收到国内外求购<<乡愁>>DVD的邮件,因此制片方在加紧运作DVD的发行事宜,也请各位推荐信誉良好的发行商给我们,一旦DVD上市时,我会e-mail大家,只要你发e-mail到我的邮箱里(haolun@hotmail.com)或注意此网页(http://haolunshu.spaces.msn.com/)的消息,, The producer is  working on the release of DVD "Nostalgia" (if you have a good distributor, please advise us). As …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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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媒体对舒浩仑的纪录片《乡愁》首映的报道, Documentary ” Nostalgia” by Haolun Shu is reported on the news media around the world

乡愁的首映报道由路透社首发, 而后CNN, ABC,Yahoo,华盛顿邮报, 波士顿环球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湾中国邮报,香港标准报,英国苏格兰人报,Ninemsn(澳大利亚最大的门户网站), 科威特时报相继转发和报道。报道的全文及网页链接如下: Nostalgia’s Shanghai premier was first reported by Reuters. Then the report is quickly picked up and published by the news media around the world. The media list as follows:  CNN, ABC,Reuters, Yahoo, Washington Post, Boston Globe, …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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